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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后现代》美国生死书──唐•德里罗的美国死亡纪事

wwlcj1982 于2009-11-15 17:23:27发布 l 已有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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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后现代》美国生死书──唐•德里罗的美国死亡纪事...

(五)

1988年的《天秤座》(Libra),德里罗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为背景,通过把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虚构化,再运用虚构的事件与人物以填补历 史空白的手法,将一部已经布满灰尘的历史档案,重新活现为一部“反国家恋物癖”的批判文本,写出了1960年代美国政治社会的丑恶和荒谬。

罪恶的恐怖平衡?

主 角奥斯华德(Oswald)出生于美国社会底层,是一个有着粗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左倾份子,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因受到同侪的欺凌而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深恶痛绝,他趁着一次旅行逃往苏联,但因生活不适再度返回美国。此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反共高潮时期,一种“右倾绥靖主义”弥漫整个社会,奥斯华德被以“叛国者”受到监视和歧视,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寄忘于古巴革命的成功,但总统肯尼迪却誓言扑灭这场“共产主义的希望之火”,这无异是扼杀了奥斯华德一生的政治梦想,于是他计划刺杀肯尼迪,一场政治信仰的复仇行动,无奈刺杀行动失败,奥斯华德被关进牢里。监狱尽管戒备森严,可是还是有人骗过警察进入监狱将奥斯华德打死,因为打死奥斯华德将“立即成为美国英雄”,而且还可以“获得四万美元的奖金”。

唐•德里罗运用时空交错的布局,迷宫式的杂叙手法,广角多线的剧情推演,将原本一个“社会畸零人”如何走向“政治杀手”的历程,给予迷雾化、戏剧化的“病理诠释”。在德里罗笔下,美国是一个情报头子和财阀家 族所组成的“假民主社会”,“刺甘案”不过是一场为争夺“战争利润”而密搞出来的内部政变。在德里罗笔下,“反共”和“人权”就像一座“罪恶天平”上的两头,职业政客和国家官僚不断在两头相互加码,表面性看似一种恐怖平衡,但最后将使天平失重而整个塌陷。

单子人vs 大暴力

奥华德实际上并非训练有素、心思细密的政治杀手,他根本只是个“左倾幼稚患者”、社会的边缘人。然而,即使一个茫然无所寄托、得不到社会一丝温暖的“孤行者”,也无法逃离福柯笔下“环视监狱社会”对他无恐不入的监视、跟踪、窃听和构陷。这位变态英雄也许自以为替天行道,但实际上却是那个诡厥多诈、阴谋四伏 时代的“替罪者”,他以为自己设计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刺杀案,但实际上却是个更大政治阴谋下的“被设计者”、“被嫁祸者”。他的小阴谋实际提供了美国CIA 制造一场“全民进攻古巴”的大阴谋,为军火工业制造一笔“正义出师”的战争财富。一场刺甘案,暴露的是单子化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和集体化的“大暴力”(great power)之间的阴谋斗法,没有人可以真正看出阴谋的真相,但历史不也是一部“没有真相的阴谋”?
德里罗以一种“后现代扒粪”的笔法,对“美国民主”、“白人人权主义”的黑暗面给予最直接而露骨的献丑,对美国这一“精神分裂社会”、“CIA专制社会”给予最逼真而慑人的解剖,难怪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在读完《天秤座》之后暴跳如雷,直以“民族败类”辱骂之。

图像帝国主义

1991 年的《毛二世》(Mao II)是一部以“大众疯狂”为主题的后现代心理恐怖主义作品,小说不仅获得1992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 / Faulkner Award),也树立了德里罗后现代“悲剧╱嘲讽”的作家风格。小说延续了早期《美国志》(Americana, 1971)揭露大众媒体制造各种虚假形象对人与社会之操纵的母题,小说人物也呼应《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 1973)中刻意塑造之“名人/隐士”的特殊类型,小说的跨度是世界性的,从一场“统一教的婚礼”(Moonie wedding)写到伊朗什叶派(Ayatollah)的崛起,题材则以后现代拼贴的手法,将认同、名流、疏离、爱情、恐怖主义和作家生活等等离奇怪诞的情节,围绕在一个没有实体存在之过气作家的传奇历险之中。 主角比尔•盖瑞(Bill Gray),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由于沉迷于酗酒、喀药而导致创作能力的丧失,不得不神秘的隐居起来。隐居并不是消失,各种真假莫辨的传闻反而使比尔更有名气。比尔实际上已无法创作,尽管他“被宣称”正在进行大型的、旷日持久的作品,但他的名气却完全依靠他的助理史考特(Scott)将他神秘化、偶像化而维持不坠,一如中国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树立了毛式“神格化”的威信。德里罗塑造比尔这一偶像人物,旨在讽刺后现代社会对符号、象征、仿拟、形像的盲目崇拜,人的真实经验已经让位于拟像的虚构,照片比真人更有魅力,人们已经生活和习惯于一种“被塑造的符号世界”中。

为了突破作家生活的困境,比尔获得一次前往交战中的贝鲁特(Beirut)营救人质(一位瑞士诗人)的机会,比尔自以为进行一场“唐吉诃德式的人道救援”,但没想到却遭到黎巴嫩毛派民族主义份子的挟持,被迫充当恐怖份子的代言人。正如一项劣质的商品利用名人偶像来制造商誉或夸大商品效果一样,恐怖份子运用比尔的名气和肖像,塑造了恐怖主义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恐惧性。德里罗旨在讽喻,在后现代社会中谁掌握了“形像的生产”(production of image),谁就掌握了对大众心理的控制权。实际上,语言的、图像的、文学性的“恐怖化”(terrorize)是一种比恐怖事件或恐怖活动更基本的、 更能激发大众疯狂的触媒或能量。在20世纪历史中,诸如统一教(Moonies)的“日月崇拜”(Sun moon cult),在电视上看到数百万人在柯梅尼(Khomeini)的丧礼上哀号哭喊,数百万人群集在毛泽东的演说之前,美国洋基体育馆内数万对集体结婚的场景,数百万人蜂踊推挤在一场足球比赛等等,都证明了影像生产下的偶像崇拜在动员集体疯狂和盲从行动上巨大的能量。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集体疯颠”的社会,个 人式的审美、独立式的创作已经死亡,广告煽情取代了个人判断,流行词汇取代了个人抒情,炸弹客和军火商取代了独立作家,人们通过“消费名流”来舒解个人的渺小感和疏离感,人们处在一个偶像殖民的“图像帝国主义”时代,“虚拟操纵”(manipulation of simulation)已经取代个体认知,“肖像复制”(reproduction of portrait)已经统治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在小说中,比尔在允许摄影师布利塔(Brita)为他塑像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越是进入死亡的深处,我的照片就越具有魔力”(The deeper I pass into death, the more powerful my picture becomes) ,这意味着人们对死亡与黑暗的神秘感越浓厚,恐怖主义对人的统摄力就越强大。虚拟作为“实体之缺”的存在,在人们抽象的认知中产生了实质的力量,如果没有电视(如CNN、BBC)和神秘偶像(如宾拉登、柯梅尼),恐怖主义就不可能得逞。小说写于美国911事件发生9年之前,但德里罗成功地预言了恐怖主义乃是后现代社会集体幻觉下的产物。两座世贸大楼(World Trade Building) 的崩塌并不比一场大型地震来得惨重,“恐怖事件的可视化传播”才是真正的恐怖力量的来源。德里罗旨在表明,传播科技和恐怖主义像似发动机和传送带的关系,从来不知行踪何处的本拉登一如肖像化的毛泽东,只有经过“视觉放大”之后才成为恐怖份子。美国最为一个影像再生产的科技大国,成为恐怖主义活跃的温床,一点也不意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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