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提及19世纪俄国思想界一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他们以解放的名义“匆匆丢下了一切因袭的程式，抛弃了一切减轻震荡的橡皮缓冲衬垫”。这些“傲慢的青年人”或“捣乱的孩子”自己也是畸形的，“充满了先天性痼疾”。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里，我们也见到过这类极端人物。他们迷恋冒险，藐视秩序以及确保日常生活的巨轮得以正常运转的一切。由于希望动荡，他们预言动荡，说到社会的大地震他们镇定自若：“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
 
　　当我们阅读俄罗斯作家弗·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田大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部分已在《世界文学》杂志2000年第2期刊出）和维·佩列文的《“百事”一代》（刘文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时，我们不由得想到那句目空一切的“那又怎么样？”。这两部俄罗斯新小说在叙事方法上新颖别致，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折射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俄罗斯剧变前后的怪现状。这些怪现状的起因之一就是赫尔岑所批评的激进风格：“减轻震荡”是弱者的愿望，休克疗法是强者的决心。然而休克却像灾祸之源，于是出现马卡宁和佩列文笔下的幻灭，沉痛而无奈的幻灭，调侃的、玩世不恭的幻灭。

　　马卡宁曾获布克俄罗斯小说奖，他这部新作的题目首先令读者联想到陀思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地下人”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多余的人”毕巧林。在这部书里“地下人”专指勃列日涅夫时代从事“地下文学”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据说人们起初流行扮演隐修僧的角色以示高洁，后来发现应该放眼世界，赢得国外的同情与认可才真有出息，于是聪明人就想谋个持不同政见者或流亡者的差使。而“地下人”则与前两者不同。“地下文学”专供出口，“地下人”完成创作后就煞有介事地把文本制成（往往是粗滥的）缩微胶卷，再用防水材料包装起来，请毒品贩子一般的英雄人物把这些胶卷吞入腹中或塞进肛门带出边境。这一整套程序就是“受迫害”的铁证。一位未能获得官方奖项的平庸作家一到西方就大声疾呼自己是“地下人”，他生怕不作这番表白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会受到怀疑。正是有不少诸如此类的出色表演，离经叛道成了出名的捷径、成功的保证。到了“公开性”（glasnost）和“改组”（perestroika）的年代以及紧随其后的暴风骤雨中，大大小小的文学天才掩盖不住埋藏已久的快意，跳到激进者的舞台上谴责“一切因袭的形式”并为抽象的概念三呼万岁。

　　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还可以到某外国使馆过道上专为他们准备的沙发上呼呼睡一大觉。小说叙述者抱怨道，俄罗斯的天才太多了，多得像大路上给行人带来不便的“羊屎蛋”。书中另一位人物则发出这样的呼声：“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不打扰这个不幸的国家呢？”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我”原先也是“地下人”，他在新时代落魄潦倒，几乎无家可归。他的同伴中也有人成了当代英雄，时时在电视上亮相。屏幕上频频露脸使“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变成像是个什么的东西”。而大众传媒在商业时代的神奇作用正是俄罗斯当代畅销作家佩列文《“百事”一代》一书的主题。

　　《“百事”一代》的书名由《旧约·诗篇》（第14首）中的短语“正义的一代”演变而来。早在70年代苏联青年就选择了“百事可乐”，十几年以后，当初远在天边的禁忌世界突然向他们敞开，“百事”也以前所未见的果敢和大胆宣告自己的凯旋。人们渐渐相信，一只喝了百事可乐的猴子要比喝普通可乐的猴子厉害得多，他会哇哇乱叫，还开着吉普车驶向海滩，怀里搂着几位姑娘。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原来全靠百事可乐的神力。在“百事”时代，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的小说主人公塔塔尔斯基能找到撰写广告词的工作实属万幸。利润当权，文学自然要学会知趣。在主人公的引领下我们看到格里鲍耶夫的诗句“祖国的烟雾使我们感到甜蜜和愉快”被用来推销“议会”牌香烟，“斯米尔诺夫”（一种伏特加）的广告词则出自诗人丘特切夫之手： 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 俄罗斯只能被人信仰

　　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使商品确立“被人信仰”的地位恰恰是塔塔尔斯基和无数行为学家、心理学家和符号学家苦苦追求的目标。佩列文假托切·格瓦拉之名在小说中指出，广告成功与否要看“植入”与“吸引”的百分比，它们分别指记住广告者和看了广告后产生需求者在受众中所占比例。为了尽量提高这两个百分比，广告制作者应运用一切高科技手段使商品与美好生活相连系；他们与其说是在宣传某种产品，还不如说是在兜售一整套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念。从休克中醒来的俄罗斯突然发现，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那位无所不在、主宰一切的“老大哥”已被广告业巨子大卫·奥格尔维所取代，在形形色色的商业化视觉形象连续轰击下，人的定义也随之改变。塔塔尔斯基隐约感到良心不安，他在向上帝忏悔时答应为上帝作一则广告——“财力雄厚者的主”。可见这位往昔专修文学的大学生今日在法力无边的广告界修行得道，成了正果。他在小说结尾处经“三维扫描仪”作数字化处理后成了虚拟镜头，他的三维替身无数次出现在电视上。这细节生动说明人的本质已蜕变为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模拟物”。如果说《“百事”一代》与《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使批判本身成为娱乐。书中大量使用英语和美国文化参照，这特点也许就是休克后遗症的症状之一。

　　历史不允许“假如”，但在读这两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时“假如”一词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际，而且“假如”也是不少俄罗斯作家提出的问题。在张捷的《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我们注意到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等持不同政见者或流亡者的转变。没有必要为苏联护短，也没有必要为“休克”制造的混乱喝彩。学会与历史妥协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在俄罗斯的国歌中我们听到了成熟的音符。我们期盼复苏的俄罗斯创造出无愧于她伟大文学传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