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是一本好笑的书,可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心里却不禁在问:“究竟是谁真的可笑?堂吉诃德?还是我?”突然想起刚进大学校园时,一位夫子说:“读《堂吉诃德》第一遍是笑,第二遍是哭,第三遍是思考。”难怪每每想起这个奇情异想的末路骑士时,心里总会涌起一种一样的感觉———塞万提斯创作了一个让人不得不笑,又不得不哭的悲剧。
《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它肢解了曾经神圣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肢解是建立在一个个沉重的矛盾之上的:要消灭即将衰亡的虚伪的骑士道,却设计了一个柔弱但真诚的卫道士。于是,人们在与腐朽道德战斗时,突然发现面前站着的“敌人”是个柔弱的老头,没有了摧枯拉朽的快感,没有了流血牺牲的英勇,甚至在面对一个弱者的抵抗时,会检讨自己的正义性。恰好,堂吉诃德奉行的不是虚伪的骑士道,不是道貌岸然的道德欺骗,而是人们久违了的一种精神:对上帝的无限忠诚,对爱情的至死不渝。
当堂吉诃德开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战时,第二层矛盾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骑士道早就被虚伪的道德所渗透演变,而世俗的价值观已经犹如一艘笨重的航空母舰,从对上帝的忠诚,对英雄的崇敬转向了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改变虽然具有滞后性,但同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持久的韧性,瘦弱但张狂的堂吉诃德却妄想扭转它,所以,他可以仅凭着信仰的力量不顾自身的渺小而义无反顾地冲向巨大风车,而其身后扬起的却是一股荒谬的尘埃。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新教伦理对社会发展是否有推动力量,只要想想,当人们举着张扬个性的大旗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若干年后,人们不是又一次产生了信仰的需求吗?我们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但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堂吉诃德以及堂吉诃德式的口号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合时宜。但不可否认,如果人们还想在激变中保持冷静和清醒,这种不合时宜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这一个个矛盾解构了堂吉诃德存在的必要性———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以致后来被“确诊”为“疯子”。疯子的价值观自然是被正统价值观拒之于外的,而堂吉诃德的梦想却因其包含了人类本性的美德而具有合理性,世俗对合理性的拒绝,就构成了另一个层面上的矛盾。第一部中理发师和神父的将计就计的哄骗如果还是世俗价值对堂吉诃德善意的招安的话,第二部中公爵的故意取乐,则宣告了世俗价值对他的彻底否定、排斥和唾弃,干脆失去了被整合的意义,仅仅可用来取乐了。这就给这种拒绝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悲剧并没有结束。卡夫卡和鲁迅创造的悲剧是寻不到出路,但无论主人公多么特立独行,他们还在坚持。塞万提斯却尖刻地毁灭了最后一丝希望———堂吉诃德临终前“悔过了”,这便不再是一个卫道士的死亡,而是一种价值观的绝迹,堂吉诃德成了骑士道和英雄主义的回光返照。当道德的热情在历史的冰冷面前熄灭时,尘埃落定了,旗帜倒下了,疯子堂吉诃德安静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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