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英国《卫报》文学编辑理查德·戈特哀叹道:“当代英国小说处于一种悲哀的状态,这一点人人皆知。”这是20世纪末“英国小说死亡论”的幽灵再现。1990年以来,英国小说未必寿终正寝,但英国许多有影响的小说家相继去世:1991年,格雷厄姆·格林去世;1992年,安格斯·威尔逊和安吉拉·卡特去世;1993年,威廉·戈尔丁和安东尼·伯吉斯去世;1995年,金斯利·艾米斯去世;1997年,维·索·普利切特去世;1999年,艾丽斯·默多克去世;2000年,安东尼·鲍威尔和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去世。这么多著名小说家去世是不是意味着1990年以来英国小说创作力严重下降?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小说一年的产量让人叹为观止。仅在1995年,英国就有八千多部新小说问世。萨尔曼·拉什迪在1996年8月18日的《观察家报》上说:“小说没有死,而是被埋葬了。”小说被埋葬在铺天盖地的出版物当中;读者也不是不喜欢小说了,而是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作品当中。拉什迪认为,这么多的新作品中,不要说八十本,或八本,哪怕有一本传世佳作,读者就可以弹冠相庆了,而出版商也算事业有成了。其实,拉什迪也过于悲观了。这些作品中固然充斥着大量平庸粗糙之作,但其中未必没有精品佳作,更何况传世之作也是需要时间来检验和筛选的。

    布莱德伯里说:“哀悼是古老的英国病。”就1990年以来的英国小说而言,无缘无故的哀悼实在没有必要。这一时期的小说与此前任何时期的小说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第一,“回归历史”或历史小说兴起;第二,学院小说传统延续;第三,关注个体生存的小说依然出类拔萃;第四,移民小说或“后殖民小说”继续引人注目;第五,马丁·艾米斯叙事实验动力不减;第六,青年作家崛起、“通俗小说”流行。下面将依照上述线索对十多年来的英国小说状况进行粗略的梳理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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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尼克·黑德在《1950—2000年剑桥现代英国小说引论》中认为:“在1990年代,经常可以看到朝历史小说的转向,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工人阶级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布莱德伯里在《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中说:“朝历史的回归是世纪末英国小说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 “历史小说”或“回归历史”确实是90年代以来英国小说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我们勾勒这一时期英国小说创作概况的主线。在这一时期的很多小说中,小说家将真实历史或真实历史人物作为故事的中心或主要内容,或将真实历史设置为故事的重要背景,因此这些小说经常被称为“真实故事历史小说”,如派特·巴克的“新生三部曲”:《新生》、《门中眼》和《幽灵之路》;贝里尔·班布里奇的《人人为己》和《大师乔治》;卡莱尔·菲利普斯的《过河》和《血液的本质》;巴里·昂斯沃思的《神圣的饥饿》和《道德剧》等等。

    巴克的三部小说在1996年用合集出版,是90年代最不可忽视的三部曲之一。巴克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小说人物,如著名诗人欧文、沙松、罗伯特·格雷夫斯,还有著名的心理医生、炮弹休克症专家威廉·里沃斯。小说以爱丁堡的一家军医院为主要场景,以战争前线为次要场景,通过心理医生对炮弹休克症病人的治疗,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心理恐怖和精神创伤。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每一部小说的结尾,作者都要附上一篇简短的后记,对书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进行补充说明。《新生》后记中的第一句话是:“事实和虚构被编织在这部著作中,它有助于读者知道什么是历史,什么不是历史。”后记中的说明文字不仅突出了小说的主旨与历史内涵,而且也折射出了作者的历史态度以及审视历史的艺术视角。

    将事实和虚构更为轻巧地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家当属贝里尔·班布里奇。班布里奇出版过近二十部小说,但90年代的四部小说最为成功,《惊人大探险》、《人人为己》和《大师乔治》获布克奖提名,《过生日的男孩子们》获惠特布莱德奖提名。《人人为己》通过一个劫后余生的乘客的回忆,将读者带回到泰坦尼克号遇难的历史事件中。平静的语调、克制的情感和超然的方式包含着作者审视历史的视角,也体现了作者冷静回归过去的历史态度。《过生日的男孩子们》使用了类似的叙事技巧。1912年,司各特上尉领导的南极探险队在返回途中全部遇难,小说让每个队员轮流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经过,历史的内涵在多重视角下向当代走来。作者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加入了不同叙述者虚拟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状况,加入了叙述者对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南极雪景的描写,从而使小说的历史叙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用多重叙事和多重视角来接近历史的艺术手法在《乔治大师》中有出色发挥。小说聚焦一个半世纪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三个不同的虚构人物轮流叙述,构成六个独立的“片段”。平静和照相般的叙事与战争的残酷杀戮形成鲜明反差,构成小说深入历史的现代视野和内在张力。

    我们说90年代向历史小说回归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英国小说中存在一个历史小说的传统。斯文登在《英国历史与社会小说1940—1980》中说,保罗·司格特、维·苏·奈保尔和理查德·休斯等人在70年代 “复苏”了历史小说,他们把小说当成“阐释当代问题——对抗性民族主义、殖民剥削和贫困,以及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手段”。而90年代的历史小说群在回归历史时,采用了新颖别致的叙事,体现了历史观照的当代视野和认知途径,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让位于对历史的重构和当代阐释。在卡莱尔·菲利普斯的两部小说《过河》和《血液的本质》中,奴隶贸易和大屠杀的历史在多重声音中被重新解读。巴里·恩斯沃斯的布克奖提名小说《神圣的饥饿》和《道德剧》同样值得注意。前者用充足的资料和超然的叙述来重写奴隶贸易史,后者则将笔触深入到遥远的中世纪。他的最新小说《汉尼拔之后》仍然回荡着大屠杀和战争暴行的余音。斯蒂芬·康纳在《英国历史小说1950—1995》中认为,当代英国小说“不仅被动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而且也是历史被书写和被重新书写的手段之一”。可以说,历史性的灾难事件在上述小说中被重新“书写”,被重新“阐释”了,小说对历史的回归融入了当代视角和新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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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能否被认识,历史如何被认识一直是后现代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小说家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是旧的叙事或旧的形式;历史并非一个古老而静止的箱子等待着打开,过去的岁月在新的叙事和新的形式中会现出别样的面孔。A.S.拜厄特的小说《占有:一段罗曼司》用一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目光投向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没有涉及到任何真实历史人物,但是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文本和文学人物的指涉是非常明显的。小说将当代叙事和维多利亚叙事结合在一起,现在与过去,历史与现实,当代学术研究与维多利亚文学传统交织在一起,对应与反衬,交错和互动,构成了小说充满张力和魅力的想像世界。对当代学术界的勾勒和描写充满讽刺和滑稽,让人联想到戴维·洛奇《小世界》中当代学者的百像图;对维多利亚时代情爱世界的追踪和戏仿,把读者带回到从布朗宁夫妇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从勃朗特姐妹到乔治·艾略特的伟大的维多利亚文学传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视野下,维多利亚时代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被赋予新的道德内涵;而19世纪的婚姻家庭传统也为当代人的情感生活提供了颇为有趣的参照。

    《占有:一段罗曼司》是小说家文学天赋的集中体现,也使拜厄特成为90年代乃至当代英国小说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她的最新小说《传记家的故事》与《占有》一样延续了当代学院小说传统。但客观地说,90年代的学院小说无法与70、80年代的成就相提并论,布莱德伯里的《历史人物》、《兑换率》和洛奇的《小世界》、《美好的工作》等小说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不过,学院小说的喜剧色彩和讽刺锋芒并没有在90年代的小说中消失。洛奇在90年代的两部新作《天堂消息》和《治疗》中继续发挥英国小说的喜剧传统,用微讽的目光打量当代社会的世态百相。布莱德伯里在《克里米纳博士》中,让主人公弗朗西斯玩弄时兴的解构主义理论,字里行间充满着揶揄和反讽。布莱德伯里的遗作《隐遁》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它将学院小说的优秀传统带入到21世纪。主人公是一位小说家,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于1993年踩着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启蒙足迹”来到当代俄罗斯。布莱德伯里在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当代之旅中插入了二百二十年前狄德罗东去沙皇俄国朝见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故事。18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和当代俄罗斯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并置和对照。

    洛奇和布莱德伯里的小说基调是轻松愉快的,但20世纪文学中的喜剧并不排斥死亡和阴郁的内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从此以后》和《最后的仪式》将喜剧涂上一层淡淡的灰色乃至黑色。前者重返维多利亚时代,叙述主人公寻找父亲自杀的原因,在回归历史的过程中试图破解当代生活的本质。后者则讲述一群朋友将另外一个朋友的骨灰从伦敦护送到坎特伯雷的故事,小说不仅与威廉·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的送葬之旅构成有趣的文学回响,而且也与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朝圣之旅形成喜剧性的对应。用喜剧性的笔触和轻松的语调处理死亡的内容,这显然是黑色幽默小说在英国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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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有着深厚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里,艺术家从来不会放弃对个体的关注。在90年代回归历史的趋势中,英国作家经常将个体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或以历史传统为潜在的背景,让公共性的历史和个人性的经验交织在一起,或者让公共性的经验给单薄的个体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创伤。朱利安·巴恩斯的《英格兰,英格兰》追踪主人公从童年到退休的整个人生历程,将个人成长的历史与民族身份的确认,历史传统的真伪以及记忆的含混结合在一起。在一个关键处,作者借人物之口抒发感慨:“个人信仰的丧失和民族信仰的丧失,难道不是相同的吗?看看古老的英国发生了什么。它不再信仰什么了。事情变得一团糟。而且还非常糟。它失掉的是严肃性。”小说表现了作者对真理的追求,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维护,以及对历史传统的眷念。

    提到巴恩斯,我们不能不讨论90年代另一位非常杰出、曾四度获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麦克尤恩90年代早期的两部小说《无辜者》和《黑狗》分别以柏林墙——东西方冷战的象征——和盖世太保横行的法国为背景。柏林墙的竖立与倒塌见证了小说人物的命运沧桑,而盖世太保使用的两条黑狗经历半个世纪仍然成为女主人公心头抹不掉的幽灵。麦克尤恩的最新力作《赎罪》秉承90年代向历史小说回归的传统,将故事设定在作者未曾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但历史重大事件只是个人生活的潜在背景,或者说是构成主人公命运坎坷和心理创伤的一个隐喻。泰里斯兄妹三人内心的扭曲和情感的变化表面上看来是一场误会所致,但却无法摆脱特定社会历史潜文本的影响。与前期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对人性和道德困境的揭示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小说或以历史为背景、以历史为参照的小说,无论是采用多重声音,还是使用当代视角,无论是运用讽刺还是涂抹喜剧色彩,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与当代生活发生微妙的联系,而且有些小说浸透了当代人的情感、价值、道德、意义以及人性等现代意识。9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小说作品不是使用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作为素材,而是将笔触深入到后撒切尔政权时期的英国现实,直接展示当代英国人的心理动荡和精神困境。

    在姐妹篇《有话好好说》和《爱情,等等》中,巴恩斯演绎了古老而永恒的三角恋爱关系,对当代人的情感和道德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在新作《爱情,等等》中,三个人物被抛入现实与情感的旋涡中。斯图亚特从爱情走向背叛和复仇,信仰破灭的奥利佛对现实丧失真诚,吉里安如一叶小船在苦海中竭力挣扎,小说让三位主人公分别进行自白式的叙事,情感、  忠贞、信仰、道德等当代问题被囊括在不同的叙事和视野中。蒂姆·亚当斯在2000年7月23日《观察家报》上发表的《永远的三角》中说,巴恩斯“最敏锐最人道地洞察到了21世纪初普通的英国中产阶级特有的弱点。他也娴熟地解构了我们所有人的罗曼司谎言”。

    麦克尤恩90年代后期的两部小说《持久的爱》和《阿姆斯特丹》也深入人类危险的感情世界,刺探着当代人的道德极限和脆弱之处。前者以戏剧性的场面开始:一个载有十岁男孩的氦气球从天而降,享受平静的人们试图求援,但却导致一个救援者的死亡。小说突破人性脆弱的那道防线,将爱与被爱的问题推向反常和变形的死地。后者则从一位中年妇女的两位前情人在她的葬礼上相遇开始,以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互相将对方戏剧性毒死为结尾。新闻界、出版界和政界等当代社会的代表领域被描写成社会道德紊乱的典型象征,个人的道德困境显然是整个社会道德无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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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麦克尤恩一样,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也是从布莱德伯里创办的“创意写作”班毕业,但他们俩的创作路数截然不同。石黑一雄80年代的几部作品与华裔作家提莫斯·莫的80年代作品(包括1991年出版的小说《多余的勇气》)颇为相似,主要探讨双重身份问题。他在1995年出版的小说《得不到安慰的人》长达五百多页,表现了向“国际小说”转向的态势。小说中,著名钢琴家莱德应邀去欧洲大陆参加一场音乐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宛如梦中一般,其心灵与自我陷入现实的困境中,身份和意义显得模糊而不确定。如梦一般的叙事颇似卡夫卡的小说,其风格的变化也让熟悉并喜欢《长日留痕》的读者大为惊讶。

    2000年,沉默数年的石黑一雄出版《上海孤儿》。小说将双重身份和“国际写作”完全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童年时随父母生活在上海外滩的国际租界中,父母极力反对和抵制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从事的鸦片贸易,后来双双失踪,沦为孤儿的班克斯随后被叔叔送回英国。接受英式教育的班克斯成了著名侦探,并于1937年日本侵华时来到上海故地,试图查明父母失踪的真相。身份问题仍然是小说家关注的焦点。宛如生活在英国的小说家一样,生活在上海的班克斯对身份问题感到焦虑,而他的叔叔则教导他:什么特色都有一点未必是坏事,为什么不做一个身份混杂的人?这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小说的场景在带有异域色彩的上海与颇具绅士风度的伦敦之间不断转换,小说的国际性与对身份的关注显得尤为突出。
    日本从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石黑一雄只能是个移民作家,尽管也有人将他的创作与“后殖民性”联系起来。其实,萨尔曼·拉什迪,奈保尔,本·奥克里,提莫斯·莫,还有前面讨论过的卡莱尔·菲利普斯和巴里·昂斯沃思等一批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才构成了“后殖民小说家”的骨干力量。他们用两种文化背景所赋予的独特视角审视前殖民地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社会,不仅为英国文坛营造了一个“后殖民”的文学语境,而且也撑起了80年代以来英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片灿烂天空。进入90年代,他们的“后殖民”创作继续引人注目,小说佳作不断问世。

    90年代,“后殖民文学教父”拉什迪并没有因“追杀令”而一蹶不振。《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是拉什迪90年代最成功的小说,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9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认为:“人类生活的所有快乐与可怕的方面都被他以辉煌奔放的形式包容在这本书中了。”这部小说把达伽马家族史和左戈比家族史融入现代印度错综复杂的历史当中,让家族中的成员在历史事件中漂泊沉浮。小说通过主人公,即左戈比家族的末代后裔莫莱斯的叙述,将印度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与自己母亲的祖先摩尔人统治欧洲的历史并置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拉什迪的近作《她脚下的大地》是一部“融神话和摇滚现实为一体,具有史诗般雄心的作品”。英国书评界称这部小说是拉什迪“把神话传统、寓言、后现代小说和通俗文化编织在一起的尝试”。

    2001年,出身于特立尼达岛一个印度裔家庭的维·苏·奈保尔摘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可谓名至实归。早在60、70年代,他就以《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在自由的国家》等小说跻身优秀小说家行列。2001年,奈保尔的小说《半生》问世。《半生》不愧出自大师之手,虽然与他以前的小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用清新的文笔将殖民地印度的社会问题、战后伦敦的移民境况以及葡萄牙殖民地非洲某国的二等白人的尴尬处境描写出来。主人公昌德兰与他父亲一样在印度饱受种姓制度乃至政治压迫之苦后,来到英国求学。他在英国结识了安娜,结婚后随她来到前殖民地的非洲,但前殖民地的多年生活并未让他感到快乐和幸福。小说结尾,昌德兰迷惘地返回伦敦。这部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奈保尔前期小说对文化身份和种族身份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检视了后殖民困境下人的内心世界。

    尼日利亚裔小说家本·奥克瑞的《饥饿之路》长达五百多页,是90年代气势恢弘的一部作品。非洲某国的一个小镇上流传着幽灵儿童阿比库的传说:幽灵儿童在幽灵王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但奉幽灵之王的命令不得不轮流到人间投胎;为了摆脱人间痛苦,他们相约尽早回来相聚。因此,当地的小孩总是不断夭折。主人公阿扎罗就是一位阿比库投胎的男孩,因不忍离开苦难的父母,在人间遭受了来自现实和来自幽灵王国的种种磨难和痛苦。小说家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呈现了一幅后殖民困境下的当代非洲画面:暴乱、政治动荡、贫困,遭受殖民掠夺和侵略之后的非洲大陆又不得不经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奥克瑞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与拉什迪《午夜的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与后来的几部小说如《让诸神吃惊》、《危险的爱情》和《无尽的宝藏》一样,明显借用了非洲传统的讲故事手法,而且也采用了西方传统的象征手法和梦幻叙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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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英国文坛,在小说形式和叙事手法上进行最大胆实验的小说家当属马丁·艾米斯。布莱德伯里在《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中认为:“到90年代为止,他已成为英国所有小说家中最受人尊敬、最为人所模仿、最让人质疑的一位。”他在90年代出版了《时间之箭》、《信息》、《夜班火车》等佳作。在《时间之箭》中,他所进行的叙事实验在英国文坛是独一无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电影或电视倒放时的经验:镜头中原本前进的人开始后退。艾米斯的《时间之箭》就是天才般地采用时间倒流的手法:历史不是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前进,而是从某一时刻开始朝过去倒退回去。于是,小说中的所有相关事件全部因果颠倒,顺序相反。食物和水不是被送入口中,而是从口中退回到盘子里;垃圾清运工不是将垃圾清理掉而是将垃圾放入垃圾桶;大屠杀的场面变成了死人纷纷复活。叙述者是一个逃亡美国的前纳粹战犯,时间的倒流也就意味着向历史的回溯,向过去暴行的回溯。倒流叙事无情而滑稽地表现了人类历史中的灾难性事件,但这种叙事的“道德含混”也受到不少批评家的非议。

    马丁·艾米斯是中年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其实,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多丽丝·莱辛等一些老作家在90年代仍然不断地推出佳作,如德拉布尔的《象牙门》、《荒野上的巫婆》、《辣蛾》,莱辛的《爱情,又来了》、《最甜美的梦》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 60年代(包括50年代末)出生的一批青年小说家们则是90年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亮点,他们的创作引起了小说界强烈的关注,如威尔·塞尔夫的《疯狂的量子理论》,乔纳森·科的《瓜分》和《沉睡的房子》,蒂博·费歇尔的处女作《青蛙之下》,劳伦斯·诺福克的《伦普里尔的字典》和《教皇的犀牛》, 以及格伦·帕特森、托比·里特、A.L.肯尼迪、罗迪·多伊尔等人的小说。他们的作品或审视历史,或关注现实,或实验,或革新,在近年来的英国小说创作中颇为引人注目。

    此外,90年代英国小说的地图上如果没有“通俗小说”的位置,就肯定是不完整的。P.D.詹姆斯和鲁思·伦德尔的侦探与犯罪小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如《巴拿马裁缝》,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儿童小说,尼古拉斯·伊文斯的情感小说《马语者》等构成了繁荣昌盛的通俗小说世界。这些小说不仅销量惊人,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经常被拍成电影电视,其观众之多影响之大让严肃小说望尘莫及。尽管通俗小说在许多人的眼中难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却成为当下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焦点。

   
(张和龙: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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