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于我是颇不平静的一年。特别是上半年，几乎可以用上“放不下一张书桌”之喻了。先是离开工作多年的报社，后在一家杂志社干了两个月也“愤”而辞职。若不是有书可读，定是一身浮躁。此时我在南方都市报开的阅读专栏，正好成为我潜心读书的驱力。

    之前我已在南方都市报的阅读周刊偶发书评。最早的书评是哪篇记得不是很清楚，但《伯林在1968》肯定是较早的一篇，发在阅读周刊的头版。那时我恰好到广州游玩，和不少媒体朋友见面，其中谈到了柏林，于是有了这篇约稿。因是有感而发，文章一下子写了7000余字，大大超过3000字的字数要求，只好忍痛删削，时至今日印象仍很深刻。

    今年伯林的著述依旧是我阅读的经典书目。关于伯林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有高人阐发入微鞭辟入理。作为普通读者，我更多的是体会一个现代人面临的诸多尴尬。伯林的思想固然博大，但从他笔端流露出的人类情感更能触动心灵。今年上半年常读的《俄国思想家》，乃是彭淮栋的译笔。这位彭先生古文底子估计很好，所以明知“以他种语文追摹，不免心手相失之憾。”却偏偏要以半古中文传达伯林原文的修辞文气，总让人担心他会因文害义，所以我读得很慢。三个月前，四川大学旁边开了一家很不起眼的“豆瓣书店”，我在那里找到了《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我希望那家小书店长命百岁。

    阅读对象由柏林到科耶夫则是一段有趣的探索过程。伯林论人一向不轻易褒贬，科耶夫是他几度表示钦佩的人。这位哲学家就像刘小枫在一次演讲中所称，是欧洲哲学界的一个神秘“大侠客”。我第一次接触到科耶夫的名字是在扬－维尔纳·米勒的著作《危险的心灵》中——该书是一部分析卡尔·施米特思想的杰作。令施密特坐卧不安的论战对象之一正是科耶夫。后来读《雷蒙·阿隆回忆录》，才知道阿隆对科耶夫有多么钦佩。科耶夫曾经对阿隆讲，自己的著作标志了思想和人类史发展周期的结束，50年后阿隆仍然有此感觉。就在各种著述里寻找科耶夫踪迹的过程中，我给《阅读周刊》写了《科耶夫是谁？》。

    在寻找科耶夫时，另一个人物是绝对无法绕开的，那就是列奥·施特劳斯。为此，我阅读了迈尔的《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这当然是从《危险的心灵》延伸出来的。我还读了施特劳斯的通信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有时候，书信能揭示哲学家在玄奥的理论之下掩藏的真正关心的问题。《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是一部批判性的作品，我也读了。同样是延伸阅读，我读了甘阳的《将错就错》和《古今中西之争》。读施特劳斯，也是为了回到伯林——众所周知，这两个哲人可谓针尖对麦芒。

    无论伯林、施特劳斯、科耶夫还是施米特，我个人认为总有一种悲剧性的细沙，铺垫在他们思想的底层。这时候读一读理查德·罗蒂的著作绝对有帮助。尽管现代哲人大多声称从尼采那里获益良多，但我觉得惟有罗蒂是尼采真正的精神传人。他的《真理与进步》、《后形而上学希望》我都在读。

    延伸阅读是保证阅读质量的一个秘笈。不过有时候也得承担这种保守阅读所带来的损失。因此有意识地，我一直保持着对绘画、文学、宗教以及历史的关注。余英时的著作我希望自己能做到本本都读，目前正在读他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阿拉斯在艺术与艺术史研究方面的著述《绘画史事》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帮助我为《阅读周刊》的艺术版写了书评《我看到了》。下半年身心轻松，我慢慢在读C·S·刘易斯的《痛苦的奥秘》，看这个写出了与《魔戒》媲美的《纳尼亚传奇》的作家如何理解宗教和痛苦。几乎是对比性的，我还在读《和尚与哲学家》，关于什么是痛苦，哲学家父亲和佛教徒儿子之间也有很精彩的对话。

    文学类看得不多，前段时间在桂林看到一本《有人喜欢冷冰冰》，林·拉德纳的短篇小说集，当时翻了翻，觉得很不错，还没来得及细看。顺便说一句，桂林的刀锋书店很不错。安妮·普鲁的《船讯》我看了几章，有些受不了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比喻，没有继续读下去。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刚拿到手中，希望有时间读。对于文学类作品的评论，我想以后会多写一些。很早之前曾经写过一点批评《追风筝的人》的文字，直到前天，豆瓣网上还有人骂我是跳梁小丑，这真是一种难得的礼遇。　(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