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去世40多年后，突然引起了世界上众多媒体的兴趣，称他为"英雄"、"南京的奥斯卡·辛德勒"，使这个谦逊而审慎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他，就是约翰·拉贝先生，一位在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子里，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他虽是一名纳粹党员，却以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这位可敬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我国以天干地支纪年由来已久，60年一轮回，周而复始。拉贝于1937年(丁丑年)9月19日在南京开始了他的"战时日记"，直到1938年2月26日止。日记几经搬迁，在德国被尘封了60年，1997年(丁丑年)又回到了起始地。在全球，这部日记首次完整出版面世的就是中文版。德文版、英文版和日文版也将于年内陆续在德、美、日出版。据来自德国的信息，还将有其他文种的版本问世。
拉贝先生以其独特的身份，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记述了他的亲历亲见亲闻，具体、细致而真实。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我们相信，《拉贝日记》的出版和拉贝先生生平事迹的传播，将再一次向世人昭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笔者有幸参与了从购买"日记"版权到组织翻译出版的全过程，得以先读了译稿，并从德国得到了一些有关拉贝和《拉贝日记》的旁证资料。包括若干纳粹时期的未发表过的德国外交档案资料。这里就所见到的材料，对拉贝先生和《拉贝日记》作些介绍，也许对阅读《拉贝日记》会有所帮助。
一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他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了一年半伙计，经老板推荐，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马普托(现为莫桑比克首都)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1908年，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从此，在中国先后生活了30年。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多拉结为伉俪。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分公司工作；1911年，转到北京的西门子代表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于1919年，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但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取道日本回到了中国。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西门子的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获准在上海开张，他才正式代表西门子在北京和天津开展业务。1930年，他曾短期回国治病，当他再次到中国时，已被任命为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的经理，于1931年到南京上任，直至1938年2月23日西门子召其回国，才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上海。3月16日，他由上海经香港、马尼拉、孟买、热那亚，于4月13日回到德国慕尼黑，4月15日抵达柏林。回国后，拉贝被安排在西门子在柏林的一家工厂的管理部门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直至65岁退休。两年后即1950年1月5日，他在公司突发中风，于当晚去世。
二
读完《拉贝日记》，便知拉贝其人。他没有满腹的哲理，也没有宏伟的韬略，更不是一个狂热的政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诚实质朴的商人，一位有头脑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他恢谐幽默，遇乱不慌，临危不惧，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随和而受到周围人的欢迎。他是一个纯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佣人和职员，为了南京平民的安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甘愿留在受难的南京，吃尽苦头。他对难民一视同仁，尤其不亏待穷人。一次，当拉贝正准备关院门时，有3个穷孩子来找防空洞，被他这个洋人吓得撒腿就跑，拉贝却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置。他说："我的目的是使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在他的防空洞里，总是把最中间最安全的位子留给妇女、和儿童。他勤奋刻苦，在为保护难民而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也始终坚持挤出时间，把他的"战时日记"一天不间断地记下来。他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他和中国人交谈多用英语)，却是一个"中国通"，连他自己的墓碑也让亲人刻上阴阳八封图。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当他重新回到欧洲时，对已经变得陌生的祖国的生活感到很难适应。他是一个盲从的爱国主义者。在南京时，他只有通过迟三个星期才收到的德国旧报纸来了解自己的祖国。这些报纸都是为德国和它的元首唱颂歌，因此，拉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幻想由希特勒来制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三
拉贝回到柏林后，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授予他一枚红十字勋章，在斯图加特他还被授予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也授予了他蓝白红绶带的玉石勋章，真是一派威风!由于他对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1938年5月2日至25日接连在柏林作了5场关于南京受难的报告，他期盼着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他见希特勒，这个希望没有实现，他又不假思索地于6月8日向希特勒呈寄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发生了他没有料到的事：几天之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战时日记"和照片也一起被收走。警察局审讯了他，并责令他必须对南京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然后释放了他，后来又发还了他的日记。此后，他遭到西门子公司上层领导的冷落，再没有得到重用。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后，拉贝又被苏联人逮捕。他接受了审讯。三天后被释放。后英国人接管了位于柏林西北区的西门子城，英国军政府招用拉贝为首席翻译，但是几周后被解雇，理由是前纳粹党员不能在军政府工作。他失全了生活来源，井担心西门子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敢用他。这段时间，他经常生病，除了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经常复发外，又因缺乏营养患上了皮肤病。尽管这样，他仍然必须在西门子工厂干着沉重的拆卸机器的活。在1945年6日18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所有纳粹分子和家人都必须早上7点45分开始工作，拉贝和他的妻子多拉也不例外，一直干到晚上才能国家。德国肃清纳粹法庭--直把他作为纳粹分子，因为有人认为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在南京不应当入党，回国后又没有退党。英国人也对他进行了连续几天的审问。1946年年4月。拉贝申请非纳粹化遭到拒绝，他因而无法找到工作，西门子公司的几个老同事有时偷偷地给他介绍一点零工。后来。在上诉审理中，拉贝终于因为"在中国卓有成效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被判不是纳粹分子。西门子重新录用了他，但是只得到一个三等的职位。1947年拉贝65岁退休，退体后。有时帮助公司做点零工(文字翻译)，以弥补微薄的退休金。
他在1947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在南京，我是一个活菩萨，在这里、我是一个贱民，一个被遗弃的人。"当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本日记的时候，设在柏林的中国军事使团找到了他。军事使团提出，拉贝可以移居中国，中国将向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并希望他在东京首要战犯审判时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拉贝拒绝了。对此，他在1949年6月给儿孙留下的书面文字中解释说：”我1947年被获排返回中国，作为对日本罪犯的证人出庭作证，因为我曾予1937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并因此成为日本残暴罪行的见证人。但是，我婉言拉绝了。我想，尽管日本罪犯应当受到惩罚，但我不愿看到出本人给绞死，我无权作出审判。"这个时候的拉贝已经被坎坷的经历磨平了棱角。在他贫病交加的困难时刻，中国人民没忘记他。1948年初，南京市参议会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不几日便募得l亿元(按市价购买2000美金)辗转汇给拉贝。1948年3月，南京市市长又在瑞士购买奶粉等食品4大包寄给他。南京各界决定自1948年6月份起按月寄赠食品1包。当年在南京安全区与拉贝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的妻子也没有忘记他，她打听到拉贝的住址后，便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中为他发起了募捐，给他寄去了包裹。
他临终这天的上午还在公司做零工。中午中风，被他的同事送回家，夜间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夏腾堡公墓，为他送行的只有他的妻子、孩子和几个朋友。因为拉贝落葬的公墓不久前已被关闭，中国政府为了纪念他，于1997年5月，由我国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将他在柏林的墓碑运至南京，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使他得以魂归第二故乡。▲《书与人》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