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之于人类有何价值?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密尔(MilI，旧译穆勒)如是说：“历史哲学一般被认为同时是社会进步哲学的证明和雏形。”(《西方思想宝库》第900页)照此观点，历史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如何科学、理性地对待历史，更有助于人们认识现实观照未来。衣俊卿博士的历史哲学专著：《历史与乌托邦棗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简称《历史与乌托邦》)以独到的哲学视野，通过对历史上的乌托邦的剖析阐述；通过对历史、现在、未来交会点的人的分析；通过对人与乌托邦历史的分析，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历史哲学论著。作者在“引子”中曾谈到了该书的创作目的，即构造新的历史哲学。通读全书，我们认为作者达到了目的。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的评介著作近年已有一些，但专门阐发和建构历史哲学的成果尚不多见，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与乌托邦》应当享有其特殊的学术地位。
众所周知，乌托邦一词来源于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乌托邦”顾名思义，意为“乌有之乡”，曾被人广泛用于各种批判现实、设计理想社会的文献中。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向往，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理想模式：中国古人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笔下更有一个“世外桃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设计出了“理想国”，虏诚的基督徒们追求的则是“天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乌托邦》问世后，乌托邦一词又成为理想社会的同义词。由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乌托邦出现在历史上不是偶然现象，也未转瞬即逝，而成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便不难产生出与此相关的历史设计或历史观，对此进行专门、深入考察的意义自不待言。
乌托邦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历史和乌托邦的研究有何价值7由乌托邦产生的历史设计、历史观将如何认识?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只限于“实证”考究，更有赖于历史哲学的理性思考。诚如西方学者O·明克所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 R· G·科林伍德的名言：哲学是‘思维的思想’，因此历史哲学就是反映历史思想的性质和结构的第二层思维活动。”而衣俊卿博士的力作则更是对历史和乌托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和乌托邦》作如下评述。
一、“乌托邦定势”与传统历史观之误区
《历史和乌托邦》的作者在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乌托邦历史设计之缺陷和要害，即把人的历史当作了神的历史，而乌托邦历史设计让人达到的是一种超人的、神的境界。由此不难看出，乌托邦历史设计的一切，最终将是“乌有之乡”棗一种误区。
分析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如何认识这种误区，作者的着眼点首先放在了“乌托邦定势”上。涉及“乌托邦定势”必然涉及到历史的主体棗人。可以说，对人的研究是《历史与乌托邦》的另一主题，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核心内容之一棗对人的研究的主旨，而且有利于对乌托邦的分析。作者认为，人的主体性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并以此“特殊定位来解释人的存在方式的几个基本规定性。”(见(历史与乌托邦)第20页。以下只标页码)作者选择人的主体性为切入。点，并最终又回到人的问题上，无疑是抓住了关键之点。
按《历史与乌托邦》作者的观点，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乌托邦定势”。何为“乌托邦定势”?作者的界定是：“它是指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善完满的渴望与冲动，指人根本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的存在境遇，即超越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的位置的企图和倾向。这一乌托邦倾向或定势的最终意图是要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或者使人与神认同，从而终结为人之为人的历史。”(第33页)据此，我们不难看出，长久以来存在的“乌托邦定势”既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共存，又设定了一个人类无法抵达的目标。正因如此，作者才提出要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
“乌托邦定势”所表达的是人类自身力量无法抵及的维度，亦是一个虚无的维度，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但作者并未对此泛泛地批判，而是从人棗历史主体的角度作出了理论分析。“乌托邦定势”是由人完成的，在实际生活中，作为一种渴望与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一旦变成了自觉的“乌托邦历史观”，并视为追求目标时，则历史后果必然消极。人的历史毕竟不是神的历史，人类不可能超越自身力所能及的维度，去实现属于神界的理想。所以按“乌托邦定势”模式产生的历史观，以及由这种历史观设计的历史必然是历史上的误区。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作者关于“乌托邦定势”的阐述：“乌托邦定势”设计的境界永远悬浮在人们无法抵达的彼岸，最终只能是“乌有之乡”。
“乌托邦定势的第一个基本导向是通过造神与神认同或合一，把人的有限存在及其命运交付一个超人的实体。”(第36页)人，永远是人；神也是人类“制造”的，现世的人、世俗的人若想达到超世的神的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由于在历史进程中，人类无法超越这种“乌托邦定势”，以及由此深化成的乌托邦社会心态和乌托邦的历史设计，这一问题又显得十分突出，并最终成为历史哲学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从希伯来精神到传统社会主义：对三种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的解析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对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说，时至今日，当人们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时，认真审视“乌托邦历史设计”巳为当务之急，否则将很难走出传统历史研究的范畴。依《历史与乌托邦》作者之见，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历史设计或乌托邦历史观始终充斥于历史篇章。历史有发展，朝代有兴替，乌托邦却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于历史舞台上。人们以往研究历史时，或侧重于政治经济层面，或着眼于社会制度层面，法国年鉴学派则立足于“总体史”，希图一鉴无遗地将历史的全貌展现给世人，等等。而从人类文化精神角度出发，审视历史进程中差不多属于“千古未绝”的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误区，无疑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视角，是对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的开拓性贡献。因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与哲学具有同一特点：两者都不局限于某一个习惯的研究方法，不受单一方法论或一整套理论假设的影响。”(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20页)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线条的“乌托邦演进”。乌托邦历史观的生存不可能离开政治经济，但文化精神的演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应被人忽视。以往人们在研究历史时，对文化精神关注不多，有人甚至以为“旁门左道”，因此有关研究根不充分。《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围绕这i问题展开了多方面论述，不仅说明了历史上乌托邦历史观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为什么重要。
历史纷坛复杂导致了乌托邦历史观的形形色色，如何归纳这些历史观呢?哪些乌托邦历史观在人类历史上居主要影响地位呢?《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回答，并且“通过希伯来主义、传统理性主义(包括古典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三种典型的乌托邦历史设计来展示印证我们所揭示的乌托邦历史观的深层构架和基本内涵。”(第47页)
希伯来主义亦即希伯来精神。希伯来精神连同古希腊理性主义一起对整个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并一直成为西方文化的根基。就乌托邦历史观而言，希伯来精神也是对历史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历史设计。在希伯来精神的乌托邦历史范例设计中，神的创世，神对历史的决定、操纵作用得以公开表述，“并置于自己的历史设计的核心”。(第48页)
《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以“传统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为历史上三个典型的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二。传统理性主义系指以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为典范的理性主义；技术理性主义则系指以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理性主义。“从表面上看，理性主义是与宗教神学相敌对的思潮，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它同样会与神学立场相吻合，包含着乌托邦历史设计的本质精神。”(第55页)由此看来，理性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虽然在外表上与宗教神学相分野，但在本质上仍处于宗教神学阴影的笼罩之下，并没有真正摆脱神学历史观之影响。只不过在这一历史设计范例中，人们希望通过技术理性而将自身提高到神的地位。《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将希伯来精神和技术理性主义这两种文化精神的相互交织、相互冲撞视为了解西方历史的独特线索。对历史的了解、研究，线索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但当人们对诸多线索有所熟知后，一个新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即如何在这些已知的线索基础之上，将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而以两种文化精神相互交织作为一条独特的线索，无疑对历史研究、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对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解析中，《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对传统社会主义棗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三不借笔墨，论述颇多。这一范例的解析不仅有理论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无论谁研究20世纪的历史，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社会主义问题。如果说，上个世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共产主义思想还是徘徊于欧洲大陆的“幽灵”，那么20世纪则是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时代，社会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和光明”。(第64页)从本世纪初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到本世纪中期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整个世界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作者虽然没有论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间的关系，但却提出了“传统社会主义”问题，这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格局以及昨天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理论认识上的参考。
作者指出：我们这里所剖析的“传统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想，而是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设计，即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中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第64页)作者称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为传统社会主义，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这些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并没有走出或超越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因此“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造成意想不到的历史后果。”(第65页)
作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析是十分透彻的，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作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设计不但与历史的实际进程和可能性大相径庭，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初衷相去甚远。”因此，传统社会主义在发展实践中出现各种波折，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消极后果在所难免。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分析既着眼于经济，又着眼于政治；有理论探讨，也列举了一系列诸如“苏南冲突”、“匈牙利事件”、中国的“大跃进”等事实，有较强的说服力。作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历史设计，必须超越这种设计，才能使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走出误区。作者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是理论上的贡献，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借鉴之处。
三、极限意识与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意识
乌托邦历史观、历史设计从总体上看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消极的，产生的后果也是消极的。审视这样的消极影响与后果，倘若从远古、中世纪历史上寻找例证似乎有些遥远或抽象，但若从本世纪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例证又非常具体可辨，一切让人记忆犹新。作者强调，乌托邦历史观、历史设计之要害在于“把人之历史当作神之历史来设计制造，为人护生存与活动设想了神的结局。”(第132页)由于这种结局的虚无性，所以历史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既然乌托邦历史观、历史设计有如此致命的害处，那么为什么又在历史上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人类精神始终固守着一种绝对意识，而没有形成一种关于人之存在的“极限意识”。作者认为，“极限意识是同体现于古典主义、希伯来精神和传统社会主义等乌托邦历史设计之中的绝对意识相对立的一种新型的历史意识。”(第133页)乌托邦历史设计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始终对人类的思想行为、社会制度形成某种柬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极限意识”棗批判意识的缺乏。
作者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康德第一个开始自觉地确立人之“极限意识”的，但他远未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作者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求助于马克思理论学说中的批判意识，明确提出，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第151页)
《历史与乌托邦》的作者之所以将批判意识视为马克思学说的灵魂，笔者理解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只有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才有助于人们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其二，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所理解和坚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具备我们所探讨的批判意识，即关于人之存在的极限意识。”(第151页)正是由于人们批判意识的缺乏，不但对以往的乌托邦历史设计认识不清，而且还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在20世纪里仍未能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
自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到20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多，恐怕马克思本人也始料末及。过去，我们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骂信不疑，并视为唯一可能的形式，而对其它任何一种有别于正统认识者一概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种“贴标签”式的定论不仅在理论上有偏颇之处，在实践中也欠稳妥。当今天的人们认真、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流派时，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历史和乌托邦》的作者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各主要潮流进行了评论，尤其涉及到了“批判意识”。作者中肯地认为：“马克思学说中的确集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批判意识，而在后来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这一批判意识被冷冰冰的必然规律所湮没。”(第154页)如果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学说中的其他精华已有了较为深刻的把握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认真理解的则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否则便谈不上对马克思学说的全面理解。
马克思曾倡导“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的重大意义在于，马克思的批判并非仅限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丽在于“揭示出入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的可能性，即揭示出人的实践本性，从中找到超越现在的内在动力。”(第155页)由此看来，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意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道义上的批判谴责，而是揭示了人的实践本性。遗憾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在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不仅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相反却呈现出了一种萎缩、丧失的趋势。因此，当作者倡导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误区时，强调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是十分重要的。
有关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作者除了分析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削弱的原因外，还分析了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等人的思想观，耘。作者结论说：“人道主义的批判意识或极限意识是人类社会永不可少的维度。”(第160贞)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自觉的批判意识或极限意识统理应与之相伴随，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乌托邦、乌托邦历史设计的一个关键之处。批判意识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自觉，不仅对待历史，而且对待现实也有意义，其重要性无庸在此赘述。
四、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种种误区之必要性
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首先应是思想家，他们的使命不仅仅囿于对往事进行深刻、理性的思考，而在于如何揭示历史上的种种误区，以免人类社会在发展中重蹈覆辙。“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是《历史与乌托邦》的创作宗旨，诚如作者所言，目的是为了“确立棗种与各种乌托邦历史设计相异的新型的历史意识。”(第177页)新型的历史意识是必要的，因研为迄今为止的各种历史设计那是一种超凡的理想，是一种人们无法抵达的境界，无疑这种设计最终只能成为“乌有之乡”，但却又让历史不断地设计误区，或以不同的形式围绕这一误区轮回。作者强调走出历史设计误区的理由之一是“乌托邦的衰竭”。
历史上的人们对乌托邦历史设计寄予的热情与期望不言而喻。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种种乌托邦历史设计的理想境界距我们依旧遥远，作者称理想与现实之间、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客观的，人和神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凡人的力量都无法将人变成神，也就自然无法达到抑的境界。“这些代表人之乌托邦冲动的超人实体和力量都会在文化和历史演进中走向衰竭，……人类历史的真正依托只能在人的活动自身。”(第182页)以往的乌托邦历史设计关注的是一种人类可望丽石可及，或可想而不可及的神界、因此人的历史变成了’神的历史。当乌托邦衰竭之后，人们所应关注的是历史的主体棗人，对于人的关注超过了神的关注，人类的历史也理应从乌托邦历史设计的神的历史回归到人的历史之中。这种回归是人的自觉，也是对乌托邦历史设计的否定，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产生。这也是《历史与乌托邦》一书在分析了乌托邦之后，所提出的论点。
当抛弃、批判了旧的乌托邦历史观、历史设计之后，“新的历史哲学就不应再像传统乌托邦历史设计那样，试图为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之谜和理论提供终极答案，而应关切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人之自由度的提高……。这无疑是新历史哲学的核心。”(第192页)作者在对历史上的乌托邦、乌托邦历史设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分析之后，又回到了人的问题上。用作者在该著作的“引子”中的话讲，目的是要把历史的聚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让人在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地把握理想与现实，而不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让人的历史变成神的历史。
作为历史哲学的新著，《历史与乌托邦》的观点、理论有道多独到之处，所涉及的领域实际上已不只限定于历史学和哲学，因为历史科学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鉴于作者创作该著作的目的是为了“重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并重新关照人类的文化和历史”，(第6页)通观全书，我们认为作者达到了目的，对历史学、哲学工作者会有许多有益的启迪。作为对历史、乌托邦、人、人之主体性等多方面的理性思考，《历史与乌托邦》不窗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也许这部专著对史学工作者更有借鉴之处，因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元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17页)▲(《理论探讨》1997年第 l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