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美国现有的两位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之一

评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和《疾病的隐喻》

        当苏珊·桑塔格在1966年将她此前所写的评论文章结集出版时，不曾想到日后竟会被誉为“美国现有的两位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之一”(另一个是左派批评家欧文·豪)。她那时正致力于小说创作，希望以作家而非批评家的身份跻身纽约文坛。所以她才会在《反对阐释》的序言中说，这些文章是“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仿佛只是创作间隙信手写来的文字。

　　桑塔格无意成为学院批评家。在一篇回忆短文里，她说自己那时“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她那时33岁，正混迹于纽约波希米亚艺术家圈子。在1965年与她有过一面之交的贝拉米这样描绘那个时候的桑塔格：“她抽

　　着烟，正在讲解她的‘新感受力’，把大口大口的烟雾喷到头顶上。对当时的美国小说，她一律嗤之以鼻，这样一位显然很有声望的作家，发表这样一番让人听了颇不自在的评论，使我大感意外。”

　　60年代的纽约是各种实验艺术竞相登场的地方。桑塔格把移居纽约视为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仿佛自己的艺术热情“在一个大都市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我曾上过的那些优秀大学)的外省生活中更有用武之地”。把伯克利、芝加哥和哈佛贬为“外省”，说明她的想像力是欧洲的，是巴黎的。在美国文化中可没有“外省”这个地理概念。

　　反对以意义取代物本身

　　因此，《反对阐释》不仅是反美国文化的，而且是反传统的。它以西欧和纽约的现代实验艺术为依托，提出一种与传统感知方式不同的“新感受力”。其特征在于，它是身体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触摸”，而不是从作品中发掘内容，演绎意义。她明确提出“反对阐释”：阐释是以意义取代艺术作品本身，为艺术作品寻找意义对等物。“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她说，“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

　　过度的阐释，将导致一个鬼魅般的意义的影子世界。反对阐释，就是使词语复归物本身。1966年的桑塔格健康而愉快，尽管对“意义”保持警觉，却还未身受“意义”之苦。11年后，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间，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却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

　　反对将疾病当作隐喻使用

　　治疗当然是痛苦的，但尤使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的，是癌症不仅被看作是身体的一种病，更被看作是一些隐喻，仿佛一患上癌症，就意味着人格出了问题：“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隐喻的意象缠绕着患者，使其蒙受耻辱(尤其是患乳腺癌、子宫癌、阴茎癌等癌症的人)，以致不去治疗。但桑塔格未屈服于隐喻，而是把癌症仅仅当作身体的一种病，积极治疗，最终治愈。

　　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看到了疾病(尤其是恶性传染病，如肺结核、鼠疫、梅毒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危害。于是，她决定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目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发想像；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毕竟，我的目的是实际的。因为，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永不停息的批评家

　　《作为隐喻的疾病》发表于1978年。当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艾滋病及其隐喻》是《作为隐喻的疾病》的延续和补充，因此桑塔格将它们合为一本书出版(由于书名太长，中译本改为《疾病的隐喻》)，也就顺理成章。虽时隔多年，这本书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仍具有意义。在这个批判意识衰落的时代，桑塔格仍致力于批判，成了“美国公众的良心”。荣誉在她晚年纷纷落在她的头上：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德国书业和平奖等，使她如愿成了一个出名的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但我们更喜欢贝拉米描绘的1965年的那个自由不羁的桑塔格。我想，她本人或许也更喜欢这个形象，这是她永不止息的批判精神的源泉。▲(本书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